近日，中央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因此《綱要》對今年的經濟社會各項工作具有全局的指導意義，也是未來五到十年全面發展的指南針。因此，對《綱要》的理解和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今年的工作方針和工作成效，并且決定了我們能否在新的歷史時機理解中國實現現代化強國的百年機遇。
 

為了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綱要》指出了通過補齊短板、鍛造長板，“打造戰略性全局性產業鏈”。顯然，打造戰略性全局性產業鏈是一個戰略目標，并且它將成為未來幾年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呢？筆者認為，以數字經濟為切入點，打造產業鏈安全進而實現地區協調發展，是“三位一體”的邏輯體系和戰略支撐體系。
 

在當前形勢下，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給各國產業安全帶來隱患。根據經典的國際貿易理論，各國只需要專注于生產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然后通過國際貿易，最終實現雙贏或者多贏。然而，一旦我們考慮到國際沖突、貿易摩擦以及逆全球化浪潮等因素，過于依賴分工合作就可能導致本國的戰略性產業陷入被他人“卡脖子”的困境。例如，如果一個國家長期通過出口工業初級產品獲取外匯，同時通過進口技術密集型產品來提升技術水平，那么本國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方面就將受制于貿易伙伴國，甚至面臨被對方“要挾”的危險。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絕不能在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冒如此風險。因此，中央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在是高瞻遠矚、深謀遠慮。
 

按照“雙循環”格局的戰略思路，一方面要將產業鏈的關鍵環節留在國內，這是確保供應鏈產業鏈安全的必然選擇；另一方面，要優化區域產業鏈布局，強化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承接產業轉移能力建設，這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加快培養完整內需體系的客觀要求。實際上，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通過構建“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希望沿海開放地區帶動內地，“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政策背后的理論就是所謂的“雁行理論”，即一個國家內部通過將先進地區的產業逐步轉移到落后地區，實現產業轉型升級，最終實現各地區梯度發展。
 

筆者認為，地區差距擴大不能歸咎于漸進式的對外開放戰略和雁行理論，而是因為在全球化時代，基于地理位置的產業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正如哈佛大學教授、著名戰略理論專家波特所說的，產業集聚強化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長三角、珠三角能夠成為中國中高端制造業的核心地帶，就是因為這兩個區域形成了緊密協作的產業分工體系。例如，全國一半左右的智能手機在深圳、東莞和惠州三地生產，并且任何一個供應商都可以在兩小時內找到合作伙伴。因此，在以加工制造業為主體的工業時代，地理位置限制了地區合作。發達的東部沿海城市通過鄰近效應，首先惠及周邊地區，并吸引了大批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進一步強化了自己的制造業優勢地位，這是一種正反饋機制。這種正反饋機制表現在區域發展上，就是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逐漸拉大。
 

那么，有什么辦法既能將重要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在國內，又能通過產業鏈分工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呢？那就是大力發展數字經濟。第一，與傳統的實體經濟尤其是工業經濟不同，數字經濟減少了對地理位置的依賴性，這有助于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實現真正的對接與合作。數字經濟包括兩部分：一是數字產業化，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網絡安全等新興數字產業；二是產業數字化，包括企業的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市場服務等環節的數字化應用。借助數字技術，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完全可以實現“無縫對接”、優勢互補。例如，一些IT企業和大型制造商將呼叫中心設立在中西部城市，工作人員通過在線遠程服務解答客戶疑問，既能滿足客戶需求，又能大幅降低企業的人力成本，可謂雙贏。
 

第二，中西部地區在數字經濟方面具有后發優勢。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有內在的邏輯和既定的順序，通常很難實現跨越式發展。但是數字經濟給落后地區帶來了機會。因為數字技術更新換代很快，而中國在數據基礎設施方面進行了國家主導的、比較均衡的大規模投資，這導致所有地區都面臨同樣的發展機會和起跑線。典型的成功案例是，貴州利用當地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帶來的低溫環境，加上地方政府的稅收優惠，成功建成數據中心，吸引了包括蘋果、華為和騰訊等龍頭企業在內的大量在當地建設數據備份中心。貴州建設數據產業高地，不僅有利于保障中國的數據安全，而且帶動了當地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第三，中國有望在數字經濟領域確立行業主導權。以數字經濟為切入點，不僅能夠通過后發優勢帶動區域協調發展，還能確立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話語權。由于前期大規模的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再加上華為等優秀企業的技術突圍，中國在5G通信的技術標準和應用方面，已經成功占據了高位。未來的世界，誰掌握了數據，誰就掌握了主導權。因此，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不僅有利于暢通國內大循環，而且有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積極開拓國際大循環。